環保行業分析:深改紅利引領環保產業進入新常態

作者:Esther    發表日期:2017-12-29 18:08:03

北極星環保網訊:本文要點

2017年督察限產利好供給側,未來政策思路在於排污成本內部化。「十九大」後生態文明達到了新高度,環保製度嚴格性、長效性已形成。2017年環保板塊表現較弱,原因環保「一減一加」的影響「減法」進度更快:督察限產利好供給側,短期環保需求釋放有限,但環保限產並不能標本兼治,隻有通過排污成本內部化機製將環境成本攤佈於產業鏈各環節,才可增強產業鏈各環的環保意識及措施,正在推進的排污許可和2018年實施的環保稅就是重要的內部化重要工具,可有效推動環保需求釋放。

2018年環保高壓態勢不變,標準提高和節點事件望超預期。國家短期依然不會放棄限產手段,隨着政策引導、技術的成熟及意識提高,限產手段會逐漸過渡到環保增量的治理需求上去,環保「加法」關注具體信號:政績考核節點和排污標準提高。(1)大氣治理:2018年3月底限產完畢,我們預計,鋼鐵等部分非電行業大氣新標準將嚴格執行,其中脫硫脫硝除塵標準,尤其是京津冀地區,預計至少會提高一倍。(2)水環境治理:2018年是「水十條」中期考核年,細分供給側行業污水排污標準提高,以及河長製落實、水環境治理情況專項督察,均有可能推出。

PPP內看環保:PPP對政策、利率敏感性較強,短期估值壓製,長期重質重運營。政策麵金融防風險及規範PPP市場是主旋律,短期利率處高位,項目釋放、融資會受影響;長期看推行及鼓勵民資參與PPP方向不變,PPP項目質量及公司的融資、運營能力將是未來重要的考量因素。細分領域中關註:(1)水環境、固廢領域格局重塑,水環境治理:訂單放量維持至2020年,水十條、河長製等因素具催化效應。固廢領域:環衛-固廢-再生資源一體化將是龍頭成長之路。(2)地方國資平台改革持續推進,後續資本運作或項目拓展進程加快。

PPP外看環保:工業環保契合供給側改革,商業模式可跳出PPP體係,污染源頭約束政策望超預期。細分領域中關註:(1)非電大氣治理提標受到廣泛關注,限產之後出台預期較高;(2)危廢治理行業發展不平衡,工業企業排放危廢信息公開、排污許可及環保稅將極大促進行業需求釋放;(3)再生資源利用領域在環保督察下,「散亂污」小作坊大量關停,同時去產能帶來的產業末端鏈條體係變化。

正文部分

1、環保要素愈受重視,「一減一加」成主旋律

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寫進黨章,環保要素受重視程度空前,而後一係列環保製度改革皆取得重要成果。「十九大」更是將生態文明建設定義為「千年大計」,進而達到了新高度,同時將「兩山論」、「最嚴格的環保製度」寫入黨章,環保製度嚴格性、長效性已形成。

1.1、環保2017年行情走勢較弱,督察限產利好供給側

2017年初,環保板塊與煤鋼等高污染板塊走勢差別並不大,由於「雄安新區」催化甚至走勢略好於後者。但在環保力度驟然加強的7、8月份,兩者走勢出現分化,環保板塊大跌,污染板塊大漲。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分化,一方麵是國家治理污染的方式主要以關停為主,另一方麵是6月份之後,50號文、87號文等相繼出台,對PPP模式監管的強化。

今年7、8月份的環保治理主要通過行政幹預、直接關停的減法途徑來實現。之所以如此,一方麵是因為應對環保問題的經濟手段尚未成熟,行政幹預是客觀的需要;另一方麵,是因為中國存量污染嚴重,要在短期內實現顯著的治污效果,沒有行政幹預是做不到的。

我國的環保要素在於「一減一加」:「減法」即通過限產快速達到減排效果,同時可通過環保倒逼產業升級。環保行業最重要的特點就其外部性,這一特性意味着政府介入必不可少。此外,我國污染行業集中度低、地域分佈廣,排污成本較低,監管也不足,近年來我國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擠壓企業利潤,以致企業逃避環保成本動機強。我國本輪環保中,強製的行政措施(主要是直接關停污染企業)使用的較為普遍和頻繁,而環保限產帶來的投資機會則是通過去產能帶來的行業供需變化,提升盈利能力和行業集中度。

「加法」即為環保行業的增量市場,環保行業是政策驅動型,對已污染的環境進行治理以及對排污指標的約束是最直接的釋放信號,如「三個十條」、及提高污染物排放指標,環保政策未來較長將維持高壓態勢不會改變,應持續關注相應政策節點和新標準出台。

1.2、關停非長久之計,政策思路在於排污成本內部化

環保限產固然可以快速達到減排效果,但對環保問題也隻能說是治標不治本此外限產對生產及價格影響較大,容易造成市場不平衡,長期也會影響就業,我們可以說通過「減法」促進供給側改革,但不能說通過「減法」徹底解決環保問題,所以從環保治理角度來講,環保限產並非長久之計。隻有建立充分反映市場供求、環境損害成本的價格形成機製,將資源環境成本真正內部化,才能避免排污者將污染成本轉嫁給社會。通過內部化機製將環境成本攤佈於產業鏈各環節,亦可增強產業鏈各環的環保意識及措施。

1.2.1、排污成本內部化使私人邊際成本和社會邊際成本相等

環保的外部性導致私人邊際成本小於社會邊際成本。在沒有外部性時,私人成本就是生產或消費一件物品所引起的全部成本。當存在負外部性時,由於某一廠商的環境污染,導致另一廠商為了維持原有產量,必須增加一定的成本支出(如安裝治污設施),這就是外部邊際成本。私人邊際成本與外部邊際成本之和就是社會邊際成本。

排污成本內部化可實現私人邊際成本和社會邊際成本相等。按照「外部性理論」的觀點,導致市場配置資源失效的原因是經濟當事人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不相一致,從而私人的最優導致社會的非最優。因此,糾正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通過征稅或者補貼來矯正經濟當事人的私人成本。隻要政府採取措施使得私人邊際成本和社會邊際成本相等,則資源配置就可以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

有兩類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工具:法規和經濟工具。法規是被普遍採用的工具,通過設定污染排放標準或環境績效要求來使環境成本內部化於價格之中。我國的環境標準製度、限期冶理製度、「三同時」製度都是典型。經濟工具包括稅收、費用、可交易的排放許可、補貼和押金-退款製度等。

通過排污稅和排污權交易政策,火電廠私人邊際成本達到了社會邊際成本覆蓋。以火電大氣治污為例:在已有的大氣排放標準下,企業成本包含一部分已內部化的私人環境成本:即煙氣處理設備折舊+運行費用。已推行的脫硫脫硝和超低排放政策,通過補貼電價的方式補償由於處理煙氣而內部化的私人環境成本。而排污稅和排污權交易政策則完成了經處理後排放的污染物導致環境成本未完全內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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